歷史是多彩的，感覺卻有些沉重——為《歷史的岔路口：甲申1644》序
電腦屏幕上顯示的，是作者李目宏先生即將出版的書稿《歷史的岔路口：甲申1644》。
作者對明朝滅亡特別是對李自成大順政權"其興也浡焉，其亡也忽焉"的關注，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閱讀姚雪垠先生的長篇小說《李自成》，以及2004年明亡清興、李自成敗亡360年時，閱讀郭沫若先生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因此有了寫作此書的想法。
無獨有偶，我早年對"晚明"、對"明亡"的興趣，也是受到這兩個作品的影響，但順序不同。先是讀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好像是1974年前後，讀下來的感覺是"酣暢淋漓"，從此知道了"李岩"和"紅娘子"。然後是《李自成》的前三卷，那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，印象最深的是李自成夫婦的"高大全"，以及"孝莊"勸降洪承疇的片段。當然，那個年代使我對"晚明"、對"明亡"產生興趣的還有金庸的《碧血劍》《鹿鼎記》，特別是顧誠的《李岩質疑》《明末農民戰爭史》。
把這四位前輩及其著作放在一起，似乎有些不倫不類。郭沫若先生是詩人、學者、社會活動家，顧誠先生是純粹的明史學家，姚雪垠和金庸二位先生，則是小說家。其實也很正常，史學從本質上說是"人學"，記載人類及其活動，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事物，後來才被上升為"科學"，成為專門的"學問"，於是反倒離"人"遠了起來。所以有了史學的大眾化問題，即如何通過普及的方式，讓正在脫離大眾的史學重新接近大眾。
我曾經不止一次和朋友交流，我們這一代人最早的"歷史知識"，一般是從小說和普及讀物中得來的，如《三國演義》《東周列國志》，如《中國歷史故事》《世界歷史故事》，而關於自然的知識，則是來自《十萬個為什麼》。所以，當後來把"歷史"當作"專業"來學習的時候，一方面是其中的人物、時間、地點、事件，大抵上耳熟能詳，另一方面，卻又時時犯糊塗。比如，在關於"三國"時期的信息儲備中，哪些信息來自陳壽的《三國志》及裴松之的注，哪些信息來自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鑑》，又有哪些來自《三國演義》 ？很難分清。所以在撰寫並講述《國史通鑑》的"秦漢三國"時，不得不時時進行核實，以免誤將彼"三國"弄成此"三國"。但是，《三國志》及裴松之的注，以及《資治通鑑》就一定符合歷史的真實、一定可靠嗎？ 《三國演義》的演繹就一定不可靠、一定不可信嗎？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，更是一種思維習慣和工作方式。
隨著社會的開放和學術的普及，學習歷史和撰寫歷史讀物，已經成為不少朋友的喜好，民間高手層出不窮。當然，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，中唐出現的唐人傳奇、宋代發生的話本小說，已經開啟了歷史撰寫和解讀的"下沉"過程。明朝人更以他們對當代政治的關心而投入到對歷史的書寫中，我們所知道的著名歷史小說，如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東周列國志》，以及不怎麼著名的《全漢志傳》《北宋志傳》《大宋通俗中興演義》《隋史遺文》《明英烈傳》《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》《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》等等，都是來自那個時代的作品。不但男人喜歡，女人也有不少熱衷於此道，所以有"女通鑑"之說。只是由於作者本身的素養不同、性格不同、喜好不同，作品的風格和水平也不一樣。
雖然從歷史學者的角度，回過頭來再讀這些曾經讀過的小說，幾乎一本都讀不下去，但是，它們對於大眾、對於未入"專業"的愛好者的影響力，卻不是所謂"二十五史"以及我們這些"專業"學者的著作可以比擬的。要向大眾傳播我們認為相對合理、相對正確的歷史常識和歷史觀，只有一條路，那就是史學的大眾化，而不是要求大眾的史學化。也正是基於這個考慮，我才和"百家講壇"多次合作，有了《大明嘉靖往事》《萬曆興亡錄》《王陽明：心學的力量》，以及現在還在持續進行的《國史通鑑》，"B站"也正在播我錄製的《明朝為何說亡就亡了？ 》和《明朝的悲劇人物》。我想，也正是基於這個情結，我對作者的《歷史的岔路口：甲申1644》有一種親切感，因為我們都在做同一件事情：史學大眾化。
作者告訴我，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，他給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：
史書上評價崇禎是一個想把國家治理好的皇帝，但為什麼偏偏把一個延續了二百多年的龐大明朝給弄得滅亡了？是天災還是人禍？是內憂還是外患？是官員腐敗無能還是崇禎決策失誤？
李自成闖王義軍浴血奮戰十多年終於攻進北京城做了皇帝，他的成功有什麼特點？但為什麼僅待了四十二天就被打出京城倉皇出逃，最後敗死九宮山？是偶然戰敗還是必然滅亡？
一直偏居東北一隅的清軍又是如何趁勢而起，以區區十幾萬軍隊進入北京，最後清朝遷都北京？一統中原成為新霸主的清朝為什麼也亡了，沒能走出封建朝代更替興亡的怪圈？
甲申1644年，大明、大順、大清，三個朝代走馬燈似的快速更替，以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，完成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棒交接，其興亡歷史，對後世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和值得研究借鑒的經驗教訓？
1944年，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在重慶發表後，為什麼國民黨組織文人寫文章打壓，而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看到後極其重視，批轉為整風的文件發至全黨？
1949年3月，在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至北京時，毛澤東又為何提出"進京趕考""不學李自成"？
進入新時代，習近平總書記又為何多次在重要講話中重提"趕考"命題？
寫歷史書應該給當下的讀者以怎樣的啟示？
正是這些問題，推動作者進入到這段歷史。他希望從"以史為鑑，可以知興替"出發，探究這段歷史留給後世的疑問、教訓、經驗。
通讀全書，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。既非"三分史實、七分虛構"的小說，也非"有七分材料不說八分話"的學術，他是以既靈活又以文獻記載為依據的具有穿透力的紀實文學的風格，梳理了明亡清興之際各種勢力特別是"大明""大清""大順"三個政權之間的生死博弈，描述了諸多的歷史人物及其活動與性格，如崇禎帝朱由檢、清太宗皇太極、永昌帝李自成，袁崇煥、楊嗣昌、溫體仁，範文程、多爾袞、多鐸，高迎祥、張獻忠、李岩，等等，不僅言之有據，並且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，略做摘錄：
"朝政腐敗已到如此地步，皇上的罪己詔還有用嗎？
罪己詔規整的排比句式，轉化不成威武雄壯的士兵戰陣；
罪己詔婉約迴轉的遣詞造句，根本喚不醒見利就貪婪、遇事就躺平裝睡的百官大臣；
罪己詔態度懇切欲哭無淚的誠意，凝聚不了天下民心。
以至於那些曾經被官府逼得揭竿而起、現在鋒芒正銳的農民義軍聽說了皇上的罪己詔，只會嗤之以鼻，丟出一句：甚罪己詔？哄娃呢！
"雖然孟子早就給出了國家體制理想的遵循秩序——'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'，但後面的封建王朝統治者都把這個秩序從根本上顛倒了，成為'君為貴，社稷次之，民為輕'。
所以，即便崇禎在位能通過行政手段暫時化解一些局部矛盾，但對於積重難返的社會根本性矛盾，他無法也無意從體制上加以改變，因此，明王朝走向消亡也只是時間問題。
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無解的千年難題。
"闖王李自成進北京城時，從箭囊中抽出三支箭，拔去箭鏃，向後面的士兵連發三箭，大聲號令，大軍入城，'傷一人者斬！'進城後貼出告示：'大師臨城，秋毫無犯，敢有擄掠民財者，凌遲處死。'
闖王的官兵們，還有誰記得嗎？ ！
此時的闖王，你自己還記得嗎？ ！
"李自成出身農民家庭，經過一番浴血拼搏，終登皇位。但他最後卻死於農民的鋤頭之下，以這樣出人意料的方式，完成了一個從農民生到因農民死的輪迴。
李闖王，還算是農民英雄嗎？
"多爾袞從馬上征戰奪得勝利，但治理一個大國不能全靠武力。他下馬換車，以這樣'止戈'的外部形象，宣示了他的治國基本理念。
這個'下馬'的動作很文雅，很瀟灑。
多爾袞未必知道老子《道德經》中的'治大國如烹小鮮'這句經典名言，但他清楚，從馬背上征戰得來的江山，現在需要的是紙面上有條不紊的管理。暫時把戰馬盔甲收起來吧，在廟堂上施展統攬全局運籌帷幄的智慧韜略。 "
因為有"以史為鑑"的使命感，所以，書寫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同樣是多彩的，感覺卻有些沉重。沒有辦法，這是所有有良知的學者在研究、追述那一段歷史時共有的心情。
學者總是想通過歷史給人們提供經驗與教訓，作者於此有深厚的情懷，也希望讀者能夠體諒他的良苦用心。
史學家、文學家能夠做的，是盡可能地把歷史這面鏡子打磨得平整一些，更客觀地反映歷史的真實。
2022年10月19日
南昌艾溪湖畔
（方志遠，江西師範大學教授、校學術委員會主任，中國明史學會首席顧問。文章略有刪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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